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的钢铁行业。

　　说形势不好吧，中国的粗钢产量全球一枝独秀；说形势不错吧，却又是问题成堆：产能过剩严重，政府限产结果越限越产；产业集中度太低，兼并重组推进困难；铁矿石依赖进口，价格受制于人……

　　2010年即将到来。中国钢铁工业今后如何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？带着许多疑问，记者采访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、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。

　　14亿吨落后产能必须淘汰

　　记者：这一年来，受金融危机影响，钢铁行业波动很大。武钢采取了哪些应对危机的举措？

　　邓崎琳：今年是武钢有史以来生产经营极为困难、压力最大的一年。为了应对危机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一是亏损的产品我们坚决不生产；二是大幅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，同时清仓查库，能不买的就不买；三是提高产品质量，减少废品、次品；四是精简10％的机关人员，充实到生产、销售一线去。

　　记者：那么今年武钢的经营业绩怎么样？

　　邓崎琳：我们今年的粗钢产量大约是3000万吨，销售收入1500亿元，利润完成国资委考核指标；产销率100％，开工率8月以前是85％，以后是满负荷生产。

　　记者：今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很受关注，但对这个问题业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存在的，但未必有那么严重，因为整个行业产销率还是不错的。不知道您怎么看？

　　邓崎琳：今年前11个月，粗钢产量已经达到518亿吨了，估计全年可以达到565亿吨。我们年初也没有预料到产量会这么高。

　　产能过剩肯定是存在的。中国现在粗钢产能已经超过7亿吨了，而且恐怕不是7亿吨就打住了。需求呢，我估计在5亿至55亿吨，最多58亿吨吧。虽然中国现在人均钢材消费量只有360公斤，比发达国家工业化高峰期的人均800公斤要低不少，但是我们的产能扩张太快、太早了。而且有14亿吨产能是不符合质量和环保要求的落后产能，必须淘汰掉。

　　记者：您认为该怎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呢？

　　邓崎琳：一要靠市场之手，二要靠政府之手。目前市场之手的作用发挥得差不多了，政府之手还要加强。

　　记者：您预计明年钢材市场行情怎么样？

　　邓崎琳：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复苏，行情会略好于今年。

　　记者：今年基建投资拉动了长材需求，中小钢厂的日子比大钢厂好过，您觉得这种情形明年会不会持续下去？

　　邓崎琳：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板材还不如长材好卖。以后基建投资力度很难保持今年的力度，而且随着工业生产的复苏，我认为板材的需求量会逐步增加，长材应该不会有今年上半年这么旺了。

　　推进异地重组须加强政府协调

　　记者：钢铁行业除了产能过剩外，还存在集中度不高的问题，国家一直在努力推进钢厂之间的兼并重组。近年来，武钢先后重组鄂钢、柳钢、昆钢，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。您能否介绍一下武钢重组方面的经验？

　　邓崎琳：我们重组鄂钢、柳钢、昆钢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。鄂钢是湖北省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归入武钢的，重组以后，鄂钢规模从200万吨发展到近400万吨，职工收入也增加了一倍。昆钢是武钢以购买股份的形式实现控股的，重组后双方合作很好，武钢对昆钢进行技术改造，制订发展规划，并实现产供销一体化。

　　对柳钢的联合重组是另外一种方式，武钢用350亿元，柳钢用90多亿元资产，成立一家公司，共建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。

　　记者：我们国家钢铁产业布局似乎不太合理。

　　邓崎琳：是啊。中国的大钢厂都在重要城市，而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的大钢厂都在沿海，沿海既有利于环保，也方便运输。另外，我们的钢厂集中在华北、华东和东北地区，西南、西北很少。

　　记者：优化布局必须推进兼并重组，但是现在很多省份都只愿意推动省内钢厂的兼并重组，不太欢迎外地的大钢厂进来。

　　邓崎琳：这个其实也不能怪地方政府。钢厂产值大，是地方的纳税大户，能拉动地方的GDP。地方上不愿意放手是可以理解的。此外还有一个感情问题，本地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突然要交给别人了，难免有些舍不得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中央做更多的协调工作，比如在推动异地重组时，对交出钢厂的地方进行财政补贴或减少考核指标。

　　要建立铁矿石中国价

　　记者：今年武钢在走出去收购境外资源方面成绩很大，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？

　　邓崎琳：今年我们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，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了不少资源，包括加拿大CLM项目，澳大利亚CXM、WPG项目，此外还有马达加斯加和委内瑞拉的项目。

　　记者：据说前几天武钢刚刚和委内瑞拉矿业集团达成了一个五方协议，您能否透露协议价格和供应量？

　　邓崎琳：我们达成的价格比市场价低65美元，供应量是每年800万吨。

　　记者：您怎么看今年铁矿石谈判的结果？

　　邓崎琳：今年5月，日本与力拓达成降价33％的协议，这大大低于中方要求的40％以上的降幅。中钢协经过商议后决定不跟这个价。我们的考虑是，当时我们港口库存的铁矿石就有7000万吨，而当时的市场价比日本达成的长协价低9美元，这个长协价明显不合理。同时，中国是铁矿石最大的买家，日本每年只进口几千万吨，而中国今年前11个月就进口了56亿吨。中国要有中国价。从今年全年的情况看，我们实际进口铁矿石的平均价格也不比日本价高。

　　记者：三大矿山在凭借它们的垄断地位牟取暴利。

　　邓崎琳：其实，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干这种事的。现在中国钢产量很高，过几年我们的钢产量下降了，它们的矿石卖给谁去？矿山和钢厂要长期合作、互利互惠才行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些矿山都是股份公司，请来的职业经理人都只追求自己任期内的短期效益，没有长远眼光。如果是家族企业就不会这么干。

　　记者：您认为这种局面下中国应该怎么维护自身利益？

　　邓崎琳：我们还是要努力争取中国在铁矿石问题上的话语权，要在国家层面上推行铁矿石进口代理制；同时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境外资源，并在国内加大资源开发力度。

　　记者：今年初中钢协通过了《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》，要求推行进口代理制，但是效果不太理想，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？

　　邓崎琳：《自律公约》顾名思义只是自律性的，没有什么约束力。关键是要由政府出面强制执行，要对不遵守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。

　　记者：推行代理制是不是意味着只买长协矿？

　　邓崎琳：长协矿是在矿石紧缺时的市场行为。现在市场上矿石多得不得了，长协矿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长协矿没有意义，那铁矿石谈判还需要吗？

　　邓崎琳：刚才我说了，要建立一个中国地区价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那还是得与三大矿山谈啊。

　　邓崎琳：谈吧，武钢也参与谈。但是我们一边谈一边在国内找矿山开发，在海外参股开发。铁矿石必须自给，不能靠别人，别人是靠不住的，他随时可以掐住你的脖子。我相信，长则五年短则三年，武钢的矿石供给状况将会有根本性改观。